旧中国医疗卫生事业非常落后，民众的身心健康无从谈起。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国家即着手建立新型医疗卫生体制，并重视对民众卫生意识的培养。这一方面是出于国家建设需要的考量，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新政权的人民性。学界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医疗卫生事业的研究明显呈现三个趋势：空间上多集中于农村地区；研究内容集中于爱国卫生运动、血吸虫病防治、除四害等全民性医疗卫生运动；研究方法上则多从社会动员视角切入医疗卫生运动。从社会动员视角诠释全民性卫生运动中所蕴含的现代性固然十分必要，但不容忽视的是，就卫生工作的初衷来看，其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指向十分明显，面对新中国成立后建设先进工业化国家的目标追求以及工人阶级在新政权中政治地位翻天覆地的变化，保证广大工人的身体健康进而保障工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无疑是国家卫生部门的重要工作，1954年开始在全国国营和公私合营厂矿大范围推广的车间医师制契合了这种需求。车间医师制通过将车间与厂矿医院紧密结合起来，对有效保证工人身体健康、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卫生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目标发挥了重大作用。对此问题学界目前还鲜有问津，本文希冀在梳理新中国成立初期车间医师制的本土化改造及运作的基础上，揭示其怎么来实现卫生为工业生产服务的目的。
七届二中全会正式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成为此时中国在城市工作中的第一个任务。中央对此保持着高度清醒，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明白准确地提出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则进一步强调“所谓以城市为重心，基本意思就是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城市中的一切其他工作……都应服从于工业的发展”。在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中国以迅速恢复与发展生产作为城市接管和开展城市工作的根本指向，顺利完成了对城市的接管，基本实现了“在城市和农村解放已有的生产力”，并开始着眼于“发展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生产及其他经济事业”。随着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以及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生产、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成为国家发展的首要任务。
医疗卫生对工业生产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在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以下简称卫生部）组成之前，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于1949年9—10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精确指出“保证生产建设的有生力量，完成经济建设的伟大任务……慢慢的变成了卫生部门必须首先解决的重大问题”。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了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即“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在解释为何将“面向工农兵”作为首要方针时，会议指出：“工人农民人数最多，又是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和生产建设的基本力量”。1952年12月1—4日、8—13日又先后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和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在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卫生运动与生产任务结合的经验非常不够。卫生人员在工矿卫生方面的经验也极缺乏，对重要性的认识也还不够”，今后应注意“推行卫生工作必须与生产或其他中心任务相结合，譬如工矿、农村要与生产任务结合”。1953年10月，卫生部党组在进一步检讨四年来卫生工作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四年来全国卫生工作配合了国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但也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忽视了对工业卫生的领导”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未来工作规划中精确指出：“为了配合国家经济建设，保护和增进工人的健康，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加强工业卫生工作。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基层卫生组织建设的重点应放在工矿。”1954年2月，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明白准确地提出：“开展工业卫生工作是当前卫生工作首要的任务，是保护和增进工人的健康、提高劳动生产率、保证国家经济建设顺顺利利地进行的重要措施之一”，会议决定召开第一届全国工业卫生会议，部署工业卫生行动。为保护与增进工人的健康，减少缺勤率，提高生产率，以保证生产建设任务的顺利进行，1954年5月，卫生部召开第一届全国工业卫生会议，检讨了工业卫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缺点，制定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面向生产，依靠工人，贯彻预防为主”的工业卫生方针，明白准确地提出“推行车间医师制等先进制度”。
为贯彻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和第一届全国工业卫生会议的精神，卫生部决定在全国国营及公私合营厂矿推广车间医师制，作为开展工业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随即明确要求“各厂矿医疗卫生部门应当像学习苏联国家经济建设经验那样，认真学习和推行苏联的先进保健组织和保健工作经验，认真学习研究车间医师制这一苏联工业卫生的先进经验”，因为“苏联工矿企业的车间医师制这一先进的工作方法，对保护工人健康、保障生产上是有着重大的成就的”，苏联实行的车间医师制，“通过车间医师可以把职工、车间保健站、门诊部和住院部密切地联系了起来，它不但可以减少疾病，早期发现患者，使患者适时地入院治疗，并早期发现致病原因，来减少或消灭疾病，也消灭了那些因为门诊部和住院部分立所造成的医疗预防方面的间断和隔阂，确实使医疗预防工作完整地做到了有系统、有组织、有计划”。这样“不但可以克服厂矿医疗卫生部门的忙乱现象，还能够逐步从根本上改善工人的劳动卫生状况”。根据“中央卫生部和工业部门卫生机构的调查，不少厂矿是有条件学习和推行车间医师制的”，所以，“迅速选择重点厂矿医疗卫生部门，学习和推行这一先进的工作方法，是克服上述目前工业卫生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进一步贯彻预防为主的一个主要关键”。健康报社在1954年《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社论中进一步呼吁各厂矿负责人对“车间医师制这个先进的工作方法，应提高到政治原则上来认识”。卫生部也希望各厂矿“根据现有人力、条件，在短时间内逐步推行车间医师制”。
车间医师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各项工作需要服务于工业生产的大背景下引入的。七届二中全会不仅明确了城市工作是党的中心工作，还进一步指出城市工作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其余工作都是为其服务的。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于1953年进入大规模工业建设阶段，如何将卫生工作融入社会主义建设伟大目标成为卫生部门一定要考虑的问题。为此，卫生部在明确卫生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工业卫生是卫生工作的第一个任务，至此，车间医师制作为苏联开展工业卫生的先进经验就被引进到中国。
车间医师制是苏联工业卫生中的先进经验。1943年，苏联部分厂矿为使医疗预防工作能够接近生产，在企业内设立医疗卫生处，依托医疗卫生处逐渐探索出车间医师制这一工业卫生先进经验，并逐渐将其制度化。1948年3月5日，苏联保健部公布了《工、矿企业医疗卫生处与门诊部的车间医师工作条例》，正式将医疗卫生处规定为工业公司的标准医疗预防设施。此后，苏联工矿企业的实践证明车间医师制是工矿企业卫生部门为工人服务的有效组织形式。因此，1952年，中国卫生工作者赴苏参观团将其介绍到国内。由于当时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医疗卫生水平、医师护士数量等方面都与苏联存在比较大差距，所以无法简单效仿苏联通过建立医疗卫生处来推行车间医师制的做法。这就需要各厂矿结合各自的真实的情况，“认真学习和研究车间医师制的基本精神和内容”，对苏联的车间医师制进行适当的本土化改造。经过实践探索，我国的车间医师制没有设置专门的机构，而是以车间医师与车间保健站为主体，“在厂矿党委和行政的统一领导下，密切地和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配合进行”。车间医师在业务上负总责，每周分别向医院内科主任和车间领导汇报病人诊治情况与工人生产生活卫生情况，并提供整改建议。车间保健站不配备专门医师，由数名护士负责，在业务上受车间医师领导，主要任务是在车间中进行初步诊疗，协助车间医师建立、分析工人健康档案、系统观察诊治慢性病患者等工作。
依据厂矿规模的大小，我国车间医师制有三环制、二环制、一环制三种形式。设有医院的大型厂矿实行三环制，医师不仅在病房和门诊负责诊治本车间的病人，而且要定期深入车间，开展保健工作。没有设立医院的厂矿实行二环制，厂矿保健站的医师负责在门诊部诊疗本车间的病人，定期深入车间，并与划片医疗中负责该工厂的医院密切联系。一环制是车间医师固定在车间保健站担任门诊诊疗及车间卫生工作，厂矿保健站只担任专科诊疗，一环制适用于厂矿规模较大但车间及工人比较分散的地方。就配置上来看，我国的车间医师制没有专门的机构，主要由车间医师来推动，但二者的工作内容与基本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我国车间医师制的核心同样在于改变厂矿医务人员只在住院部和门诊部做治疗工作、“等病人上门”的现状，要求其深入车间、工地等生产一线。但车间医师制绝非简单地将诊所搬到工厂，而是需要厂矿医务人员系统“研究工人劳动生产的全部过程，检查工人‘吃、喝、睡’的卫生条件”，即全方位了解工厂的生产流程与工人的作业环境与生活卫生状况，调查研究影响工人健康的原因，提供改善劳动条件建议。
车间医师的工作内容大体上包含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健康管理。为全面系统掌握工人的健康情况，定期组织工人进行健康检查（一般为一年一次），针对重点工人群体，根据工种的差异，每三个月或半年进行专项体检。检查结束后，由车间医师根据检查中出现的问题并结合工种特点将初步意见填写到健康检查单上，交车间保健站建立健康卡片。健康卡片是车间负责人安排生产任务、车间内岗位调动、工人休假及疗养的重要依据。二是慢性病的观察、防治与追踪。系统的防治、观察与追踪是发现慢性病早期症状、防止疾病恶化、久治不愈、愈而复发的有效手段。通过对健康档案中就诊记录的分析，车间医师确定需要防治观察的病种及病人名单；组织车间医师、车间保健站护士对确定防治的病种进行系统学习和讨论，并制定慢性病观察防治的各种记录表；调查记录患者致病因素并确定患者患病程度，制定相应的防治方针与计划；在尽可能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依照防治计划对慢性病患者开展观察、治疗、复查与访视。三是职业病的分析与防治。职业病是由生产的全部过程中的有害因素所引发的，通过一系列分析职业病产生的原因，整改劳动条件，能大大降低职业病的发病率。寻找生产的全部过程中存在的危害因素是职业病防治最关键的一步，通过同工种工人对共同不适症状的反映、对健康卡片、车间保健站休复工记录单的分析能发现基本线索；深入车间生产一线，了解生产的全部过程，亲自观察并与工人现场交流，进一步掌握危害工人身体的因素。通过以上步骤掌握相关情况后，车间医师认真总结分析各项结果，向车间或者厂矿负责人提出整改建议，共同制定防治办法，并监督执行。四是季节性多发病的分析与管理。季节性多发病受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等因素影响较大，通过针对性预防，均能大大降低患病率。经常性分析车间保健站中发病记录是发现季节性多发病的有效手段，发现某类疾病突增后，车间医师即带领车间保健站护士（有条件的厂矿还可以联合公共卫生医师）进行病因调查并进行针对性的预防与治疗。五是卫生宣教工作与工人卫生积极分子的培养。车间保健站是车间卫生宣教工作主体，通过黑板报、海报、幻灯片、广播站、卫生课、工会活动等途径积极向工人宣传卫生健康知识。此外，为使工人明白“劳动者的保健就是劳动者本身的工作”，车间保健站还需要积极发掘、培养工人卫生积极分子并依靠他们在工人初级救护、生产、生活、个人卫生清洁及开展卫生宣教工作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我国在学习借鉴苏联车间医师制并进行本土化改造后，改变了过去厂矿医务人员专注诊治，不重预防，不可以真正贯彻卫生工作“面向生产”“预防为主”等方针的局面，将车间生产与卫生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作为车间医师制的主体，车间医师与车间保健站护士不断深入工人一线，将卫生工作全方位融入工人生产、生活的全过程，真正落实了卫生为生产服务、为工人服务及“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不仅保障了生产的顺利进行，同时也增强了工人对工厂的认同。
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主力军，其身体状态的好坏与工业生产的效率息息相关，工人患病休息除给个人带来损失外，也会影响生产效率，给企业、国家带来损失。石景山钢铁厂的车间医师曾以该厂平炉车间刚复工的职工王林为例，计算过工人患病休息给企业和国家造成的损失。王林生病共休息12天（其中10天住院治疗，2天在家休养），这12天中，按照工厂每人每日平均生产价值约人民币50元计算，企业和国家损失生产价值600元；王林每月工资70元，休工期间国家按劳保条例照样要付80%的工资给他，12天中国家共支付22.32元；王林住院期间打了7天青霉素，服用了咳嗽药水、退烧药片，住院伙食费、医药费共计23元。以上3笔账，若以王林一人计算，12天内企业和国家一共损失645.32元；若是按全厂年均3%的工人患病休假率（该厂有10000名工人）来计算，国家和企业一年就要损失572.4万元。这些损失“能买战斗机三十八架，或者修铁路九公里半，或是买拖拉机二百四十八台”。进而言之，从全国范围来看，这种损失就更是不可估量，据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1951—1952年的统计，“在实行劳动保险百人以上厂矿内，支出病假工资和疾病救济费相当于九个具有五万个纱锭、一千八百台布机的规模并实行三班制的棉纺厂停工一年的损失”。
在“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新中国的建设”的背景下，通过有明确的目的性地加强对工人的重点疾病的预防与系统诊治，加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实现降低工人患病率，节约生产所带来的成本，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总体来看，职业病、慢性病、季节性多发病是危害工人健康最为严重的三类疾病，车间医师与车间保健站开展的最重要的工作即对这三类疾病开展针对性的预防、持续治疗与访视，大大降低了工人的患病率。
“慢性病影响生产最为严重，占病伤缺勤数比率也最大”，通过建立慢性病档案，不但可以帮助车间医师及时发现慢性病早期症状，在病人患病早期进行积极的干预和治疗，阻止病情的发展，而且能够对已有的慢性病人开展持续系统治疗，有效缓解慢性病病人的症状。南京铁路医院1955年实行车间医师制后，即着手建立慢性病观察防治档案，对585名慢性病人进行了系统的观察防治，取得明显成效，其中“173名处于休工状态的职工中，有150人逐步复工，给现场的人事部门解决了很大问题”。石景山钢铁厂车间医师对全厂慢性胃病患者开展集体跟踪治疗，同样取得明显成效。该厂铸造部老工人李学增“患了六年多的胃病很快好转了。他今年没有因胃病休过一天工”。
职业病与工人工作环境密切相关，车间医师深入生产一线的主要目的就是全面了解生产过程，掌握危害工人身体健康的因素，并采取针对性整改措施以降低工作环境对工人身体的损害。如石景山钢铁厂车间医师陶雯在深入车间生产一线的过程中发现车间“焦炉油槽上的烟囱过低，当工人通油槽时，发生黄色的含有苯、沥青、硫铵等浓烟，影响工人健康”，便依照老工人建议制定了“加高烟囱尺度、加宽下边的口径、上边安拐头”的办法，经与“车间行政取得了联系，立即解决了这个问题”，有效减轻了有害气体对工人身体的危害。仅1955年第一季度，各车间医师“便提出一百一十八项改进卫生条件的建议（属于防止和改善高温、粉尘、采光、照明及有害化学气体等的有四十五件，防止外伤事故的有十三件，卫生防疫、福利设施的有六十件），其中七十二件已付诸实施，改变了一部分工人因作业条件或卫生环境不良而受到健康损害的状况”，有效减轻了工作环境对工人身体的损害，降低了工人职业病的发病率。
季节性多发病一般具有传染性，容易在短时间内引起患病人数激增，是工厂生产正常运转的巨大隐患。车间医师通过常态化的分析车间保健站中工人就诊记录单与休复工登记卡，能够及时有效地发现病情，并迅速寻找病因，对其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如南京铁路医院车间医师通过对所属工人就诊记录单与休复工登记卡的分析，发现工人在秋冬季节患上呼吸道感染的比例较高，遂采取针对性预防措施，取得显著成效，南京地区铁路工人“1954年因上呼吸道感染的休工天数为549天，1955年降为313天，减少了43%”。
除对以上三类危害工人身体最为严重的疾病进行针对性的预防与跟踪治疗外，加生知识的宣传教育是贯彻“预防为主”方针的另一个有力举措，为此，车间医师与车间保健站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宣传卫生知识。如南京铁路医院在实行车间医师制的过程中，在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上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最初，车间医师与车间保健站护士在宣传卫生知识时仅采用贴标语、宣传画、出黑板报等传统宣传方式，效果很一般。经过努力探索，逐渐找到四种卫生知识宣传教育的有效办法：一是将卫生宣传教育计划列入工会活动计划，即在车间医师领导下，征求专科医师和卫生防疫站的意见，根据不同季节和本车间伤病特点，做出卫生宣传教育计划，提供给工会，列入工会活动计划中。1955年南京铁路医院设置的3个车间保健站，在工会支持下共组织卫生课113次，参加人数5935人次。二是依靠厂矿企业中的一切宣传力量，即密切联系党支部、青年团的宣传委员，把卫生宣传教育和其他宣传活动结合起来，同时充分利用黑板报和有线广播站等宣传教育的设备，出版卫生宣传专刊和广播卫生节目。三是举办同病种及同工种座谈会，即组织慢性病等病人举行座谈会，启发病人检查发病原因，交流疗养经验。组织同一工种的工人举行座谈会的目的在于发现生产过程中的有害因素，研究改善办法和预防措施。1955年，南京铁路医院组织两种座谈会41次，参加者808人。四是随时随地进行卫生宣传，即车间医师与车间保健站护士不拘地点、不拘形式的向工人进行卫生宣传，利用工人上班前、下班后、休息时、候车候船时等一切空隙时间，就地讲解卫生常识。通过这些举措，南京铁路职工的卫生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患病率显著下降，南京铁路医院车间医师在经验总结中指出：“职工卫生文化水平的提高是降低发病率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实践证明，车间医师制是贯彻“预防为主”方针的有效办法，厂矿实行车间医师制后，通过对重点疾病的针对性防治及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使工人患病率明显降低。石景山钢铁厂实行车间医师制两年后，“工人工作及生活的卫生状况有了显著改善，职工卫生知识水平有所提高，因而发病率逐年显著下降，1954年比1953年降低28%，1955年比1954年降低31%”。南京铁路职工的病伤缺勤率在实行车间医师制后也明显下降,“如以一九五四年为一百，则一九五五年降低了43.33%”。车间医师以及车间保健站护士通过深入生产一线发现并整改有损工人健康的因素以降低职业病对工人的损害，提前预防并持续跟踪治疗慢性病、针对性预防季节性多发病，卓有成效地开展卫生知识宣教等措施，充分发挥了卫生对疾病的预防工作，有效降低了工人的患病率，进而节约了厂矿生产成本，提升了生产效率，保障了工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厂矿的科学化管理离不开对各种生产要素的统筹，工人作为生产要素的一部分自然也不能例外。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对作为生产要素的工人的统筹通常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为达到生产目的对身体进行有效控制，其二是将个人的健康状况纳入日常生产的考量之中”。实行车间医师制后，车间医师和保健站护士通过各种式样的统计表格建立了工人的身体档案，使车间负责人能全面掌握工人身体健康状态，从而将其有效纳入日常生产的考量，从这个层面来讲，车间医师制有效助推了厂矿的科学化管理。在实行车间医师制期间，石景山钢铁厂车间医师与车间保健站制定了体格检查记录表、急性职业中毒调查报告表、车间新病例登记表等12种表格；南京铁路医院车间医师与车间保健站则制定了职工健康卡片、工种分析表、病人访视记录卡等15种表格。由这些表格所构成的工人身体档案成为车间排班、岗位调整、疗养轮休的重要参考依据。
此外，不同类型的企业还根据车间工人的不同特点因地制宜地制定了各种各样的健康统计卡。例如，无锡庆丰纺织厂在“没有建立医师负责制的时候，没有健全的疾病统计制度，对职工的病伤情况也缺乏分析调查，对于职工的健康心中无数，因此，车间的劳动计划很难订，如这个月预备工订多了，偏偏请假的人少，下个月订的少些，偏偏生病的、生孩子的人多起来，对生产是有一定影响的”。1954年11月，无锡庆丰纺织厂在改为公私合营第一个月后就开始实行车间医师制，即通过建立工人身体档案，有效掌握了工人身体状态，在实际生产中有效避免了资源浪费，且保证了生产效率。如1955年第一季度，车间医师与车间保健站护士通过对工人健康档案的分析发现，车间中因妊娠反应而缺勤的职工占全厂职工缺勤总数的第一位，对生产影响最大。于是，车间保健站针对性地建立了《月经登记卡》，详细记录女工月经周期，如有职工逾时未登记，车间保健站护士即到车间了解具体原因，若该女工45天以上未来月经，就需要验孕，证实怀孕后，则带其到车间保健站填写《妊娠防治卡》，随后开展定期的产前检查，并采取工作期间送淡盐水、举办孕妇食堂、缩短夜班时间、工间休息等一系列针对妊娠期女工的措施，对女工加以系统照顾。《月经登记卡》和《妊娠防治卡》的建立取得了显著的效果。1956年，细纱车间陈福妹小组13个女工中有11个怀了孕，由于车间负责人准确掌握了女工妊娠情况与妊娠期身体状态，将其纳入制定生产计划考量中，制定了恰当的排班与预备工计划，没有对生产造成任何影响。
作为车间医师制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建立工人身体健康档案能将工人身体状况纳入厂矿制定生产计划的考量因素中，极大地提升了厂矿管理科学化水平，有效地帮助各厂矿节约了生产成本，保障了生产效率，充分发挥了卫生为工业生产服务的作用。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央即确立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工作方针，在会议发言中进一步强调要想依靠工人阶级，就必须加强工人工作，必须“保障工人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工人工作、生活环境的改善，不仅适度提升了工人薪资水平，还建立了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等工人福利。工人尤其是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厂矿的工人随着工作、生活环境的改善，切身感受到“在我们国家里，人是最宝贵的财富，社会主义需要人来建设，建设社会主义也是为了人”，同时也产生了“以厂为家”的厂矿主人翁意识。随着1954年车间医师制在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厂矿的推行，车间医师与车间保健站护士在实际工作中所展现出的对工人人格的尊重、身心的关怀与新中国成立之前工厂中普遍存在着“只重机器不重人”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使工人感受到“只有领导的下的卫生工作，才能主动地积极地为工人服务，只有人民的卫生工作者与工人阶级在思想上建立着亲密的关系，才能无微不至的为保护与增进工人健康着想”。车间医师制关注工人身体，极大地增强了工人“以厂为家”的责任感，助推了生产的发展。
实行车间医师制的初衷是为了贯彻卫生为生产服务、为工人服务的方针，旨在通过降低工人患病率来节约生产成本、保障生产的顺利进行。为降低工人患病率，车间医师与保健站护士对工人健康进行了全方位的管理，有效缓解了慢性胃病、糖尿病等慢性病对工人身心的折磨；减轻了生产和生活环境中有害因素对工人身体的侵害；降低了季节病性多发病对工人健康的影响。此外，在“预防为主”方针的指引下，车间医师对重点疾病进行了系统的防治，并通过卫生宣教工作提高了工人的卫生文化水平，有效降低了工人患病率，减少了工人因病休工带来的经济损失。这些对工人切身利益的关照，使工人深切感受到车间医师和保健站护士是真正为工人的健康与利益考虑，从而增强了对工厂的认同感与责任感。
车间医师制在运作过程中同样强调对工人的尊重与关怀。车间医师工作方法均表达出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主力军，车间医师和保健站护士要牢固树立为工人健康服务的思想。如南京铁路医院几个保健站的经验是必须与工人打成一片，多听取工人的意见，要注意与工人搞好关系，“工人生在草地上、钢轨上，你就应该和他们生在一起，保健站的工作人员最好熟悉工人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来，就更显得亲切和对他们关心”。对工人人格的尊重，让他们感觉新中国成立后自身地位的改变，对工人身份荣誉感增强的同时，对集体、国家的责任感也随之增强。
车间医师和车间保健站护士开展的许多工作解决了工人面临的实际困难。如实行车间医师制之前，医院门诊“不分职工、家属，一律看待，以致有的职工不愿耽误候诊时间，不愿离开生产岗位，因而小病不治，酿成大病；外伤得不到急救有时化脓，延误治愈时间”。而且大部分厂矿车间距离医院较远，挂号看病很耽误工时，如石景山钢铁厂“铸造部离医院非常远，凡是车间保健站不能解决的需要到医院看病的工人，都得上午到南区医院挂号，来回需两个钟头，如果预约的时间在下午的话，又得赶回来，下午再去，因而往返浪费的工时就更多了”。针对上述情况，电话预约挂号成为车间保健站一项重要工作，“由车间保健站代工人电话预约挂号，这样，在指定时间内，工人到医院就可看上病，节省了很多时间。通过这一改进，领导和工人都觉得车间保健站是为工人和生产服务的”。对慢性病、职业病的跟踪治疗与访视制度，也让工人感到温暖与关怀。如在对慢性胃炎病人集体治疗工作中，石景山钢铁厂车间保健站护士经常“主动地深入现场去寻觅病例，劝他们来治疗，并给他们讲解治疗方法。同时，还常常亲自把配好的药物送到现场去，交到患者手里，每次治程完毕时，也到患者的工作现场去进行了解和访问”，使工人切身感受到关怀。正如该厂修理部工人李文所说：“如今的保健站和以前不一样了，过去拿了药回家，就没有人管了，可是现在每天还有人自动地到家里来访问，这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呢”。此外，诸如“夏季在车间中用菜汤代替了盐水，工人愿意喝”“实行工间休息制”“举办孕妇食堂”等具体举措更是不计其数。这些细致的工作解决了困扰工人的实际困难，使工人“感到领导方面的关怀，领导方面则感到保健员确实解决问题”。
在实行车间医师制过程中，车间医师和保健站护士所展现的对工人切身利益的关照、人格的尊重及对实际困难的解决等细致的身心关怀，使工人切实感受到来自工厂这个集体的温暖和新中国工人地位的转变，潜移默化地强化了工人“以厂为家”的责任感。有研究指出：“除了文革初期因动乱导致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之外，在绝大多数国营企业，物质激励的缺失并未导致严重的消极怠工现象”，而出现这种情形的重要原因在于“国营企业职工特殊地位的集体意识、对本单位的认同”等“以厂为家”责任感的具化表现，有效维系了这一时期工人的劳动效率。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成为当时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为保障工业生产的发展，卫生部于1953年提出工业卫生是当前卫生工作的首要任务。开展工业卫生工作的最大的目的在于通过降低工人患病率来提高出勤率，以保证生产建设任务的顺利进行，所以，工业卫生工作必须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车间医师制作为被苏联实践所证明的开展厂矿预防工作、降低工人患病率的有效办法，1954年开始在全国国营及公私合营厂矿推广。通过车间医师深入工人生产生活一线，全面掌握影响工人身体健康的因素，并进行系统性防治，大大降低了工人的患病率，节约了生产所带来的成本，保障了生产的有序进行；工人身体档案的建立将其健康情况纳入生产考量中，提升了工厂管理的科学性；车间医师与车间保健站护士对工人身心的关怀增强了工人对工厂的认可与信赖，强化了“以厂为家”的责任感，保证了生产效率。随着改革开放后以市场为导向的医疗体制改革，车间医师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逐渐演变为社区医院及厂矿救护队等形式，但就其与生产的紧密结合程度及贯彻“预防为主”的力度来看，与车间医师制是有差别的。诚然，今天的国情相较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车间医师制在实行中所展现的“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卫生与工业生产的紧密结合程度以及卫生的人民性价值取向，在今天仍然可以让我们深入思考与借鉴。
［作者简介］李彪，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