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一个小城的门头房里，一间大厂房被分隔为上下两层。一楼两张十多米长的大桌子上堆放着工人刚锁好边的衣服，二楼十几台机器两排摆开，三十几个工人正在埋头忙碌地缝纫，走廊的尽头是罗经理的办公室。在这家小型制衣厂里，企业主罗萌深深的担忧，埋藏在看似兴隆的生意背后。
罗萌三十多岁的年纪，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在经营这家小型制衣厂之前，她做过婴儿产品，开过天猫店铺，还干过外贸家纺，彼时由于资金有限订不到港口的货柜，她在家人的支持下最终干起了服装加工。
今年是罗萌经营浩瀚制衣厂的第三个年头。这家制衣厂位于山东省肥城市高新区，规模不算大，六百多平米的厂房，两条生产线，目前在岗的工人有三四十人，通过青岛、烟台一些沿海城市的的外贸公司接收订单，承接面向美国出口的外贸服装的加工制作。
和她的小厂一样，本地的十几家小型制衣厂和浩瀚制衣厂，大多从事的是制衣行业的末端工序，如缝合衣袖领口、熨烫、锁边等，这些工序难以自动化，需要技术性工人，一些大企业就把能量产的块状部件生产好后发往这些小作坊进行最后的整合，减少对人工的依赖，这些小型工厂、制衣作坊也由此成为产业链上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现在最致命的就是招不到工人。”浩瀚制衣厂招聘的大多是零工，按件计算工钱。服装行业淡旺季差距很大，招长期工不划算，零工可以缓解一时的用工不足，订单少的时候，又不用养那么多人。
从事制衣并非简单重复劳动，属于技术活，裁剪、缝制、包装等一系列操作需要投入成本学习练习。“我之前刚办厂的的时候打算培养一批工人，免费培训还有工资，结果年轻人来了两天觉得太累挣得少回家了。现在厂里的工人初中毕业就开始接触这一行了，很少有现学现做的。我们这样的作坊处于产业链末端，手工作业占比重，要求长时间工作，不为年轻人所喜，招工越来越难，一些新兴的产业出现，给适龄青年们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我已经快两个月没有招到新人了，还是外卖、快递，对年轻人更着迷。”罗萌说。
制衣厂工人的大多为计件工资、流动性大，很多工人并不固定在一家工厂打工，很多工人在周边大大小小的厂里都干过，“有时候觉得这批货工价低不想干了，说走就走，打电话都不接。”罗萌有些无奈，但是和用人管理、上班时间上处处都有束缚的大制衣厂比起来，这种“流动自由”可能也是小制衣厂夹缝生存的原因。
为了应对工人不断流失，罗萌也尝试着做出改善和妥协，过年过节会给工人准备礼品，经常让员工提建议谈感受，该表扬表扬，该奖励奖励。“但是说那些都没用，只有谈钱才能留住人。”罗萌觉得，本来行业利润很难再抬高，如果普调工资，是一笔极大的开销。另外，工人和工厂主之间很难建立互信，老板觉得工人时刻都要走，涨工资十分慎重，更愿意请临时工；而工人觉得老板永远都不可能加工资，干脆一走了之。“之前一个技术很好的工人，我多次给她涨工钱，私下关系也很好，结果没多久就跳槽别的厂了。”罗萌很是寒心。
2020年初，焦灼的全世界疫情之下，外贸行业首当其冲。海外疫情持续蔓延，欧美消费市场低迷，品牌客户变得十分谨慎，纷纷取消、推迟订单，导致我国纺织服装企业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发展困境。
不少航线一柜难求现象频现。其中，在国际海运航线中，中美航线的涨幅最大，美西航线美元上涨了近三倍。除了海运价格暴涨，在货运旺季时，船公司舱位有限，热门航线还有可能会出现爆舱甩柜的现象。
“疫情之前外贸还没这么难做，起码盈利是有保证的，一年的利润少说也有二十多万。”对于罗萌的浩瀚制衣厂而言，最大的损失除了租金，还有订单数量的下降以及客人订单的转移。老客户的单量下降，制衣厂的工作量也下降，由于面料厂延迟开工，罗萌年前定的一批面料没办法交付，工厂也就没有面料进行生产。“不过都是做生产的，碰到疫情都能够理解。”罗萌表示，好在现在面料已经陆续出货，但是工厂的生产全部都要往后延迟了。
今年中旬以来，全世界疫情渐渐好转，外贸加工行业迎来了短暂的“回春”。“现在订单有时候多的接不过来了，甚至有很多求着我做，白天晚上都在不停地生产，但是没那么多精力和人手。”去年疫情严重的时候，工人走了快三分之一，全面复工之后到岗的也只是家住周边的工人。连续熬夜的罗萌虽然疲倦但精神亢奋，见识过去年的萧条，现在自家工厂此起彼伏的机器轰鸣声，让她略感心安。
虽然目前订单比较多，但是这个行业牵扯的外部因素太多了，除了疫情，国家政策、中美关系等很多方面对订单影响很大，稍微卡一点就动弹不得。在环保风暴来袭之下，环保高压政策经常让服装工厂原材料断货，工厂出现无米之炊的局面。染厂、水洗厂、印花厂、电镀厂整个一条纺织材料生产线都受到环保政策的影响。罗萌的几个同行微信群里每天都是打听染色工厂的排期情况，现在下的面料订单基本需要20多天才能拿到货，而且染色费，水洗费都翻倍涨价。
这种“来料加工”的生产模式是制约成本的重要原因。“像我们山东地区，面料大多要从南方进货，就单说运输成本就很大，所以很多服装类的淘宝选择都在长三角地区发展，当地就有面料厂和辅料厂。”罗萌还表示，遇到面料价格大幅度波动的时期，本地没有几个小厂能接到订单。
除了原材料的限制，当地环保局会定期踩点抽查，空气超标水超标会当场下罚单，对小厂来说可能干一年的收入都不够罚款的数额。在本地的大型制衣厂都有标准的生产流程，如果哪里超标，直接安装一个进化设施，能够继续正常生产，但是昂贵的机器设备让一般的小厂无法承担。“现在只能是谨小慎微，如果真被卡住了，马上就得停产关门。”罗萌很是无奈。
对比常年漂泊在外的农民工，能在家门口上班听起来似乎是件幸运的事。在罗萌的这家小型制衣厂里，流水线上的女工大多都是家住周边的30多岁已婚已育的妇女。“很多都在大型制衣厂干过，后来为了孩子家庭就辞职了，我们这里时间更自由，也方便接送孩子，回家做饭。”罗萌说道。
许多走出大厂的女性都面临家庭和赚钱的平衡难题，吴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这家小制衣厂的。36岁的她年轻的时候在广州一家大型制衣厂打工，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吴芳很能干。在那家厂工作了快十年，除了在流水线上做打板设计，她还承担了部分管理工作，当上了组长。“之前在大工厂干的时候挣得更多，但是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顾，只能辞职回老家了。”吴芳回忆起来至今还有点惋惜，“当时我是一批进厂里技术最好的，最后还是走了。”
仅仅依靠丈夫一人在外工作，日子过得还是有些紧巴，吴芳在孩子上幼儿园以后就出来找工作。“现在外面回来的人特别多，工作也没那么好找，要么要文凭，要么看年龄。”还有很多人会以家庭责任为借口拒绝，告诉她先在家好好带孩子。
找工作屡次碰壁之后，吴芳经人介绍来到了罗经理的制衣厂。虽然工资不高，但是离家近时间上也宽泛了许多。“路是自己选的，都是为了家庭嘛。”吴芳也会感叹，如果当初能趁着年轻再拼一拼，说不定就能在大城市立足了。
很多纺织女工同吴芳一样，面临赚钱和照料家庭的双重负担，无论是留在大城市还是回到家乡的女工，大多都盘算着在城市赚完钱，最终回归家庭，买房、结婚、生子。
2021年4月14日，工信部发布《“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25年，建设2000个以上新技术应用智能场景、1000个以上智能车间、100个以上引领行业发展的标杆智能工厂，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初步实现智能转型；到2035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全面普及数字化。
不过，垂死挣扎的小型制衣厂似乎依然找不到未来的方向。在浩瀚制衣厂所造的高新区，十几家同种类型的的制衣厂都面临一样的困境：小本经营，投入新技术新机器的成本是小型制衣厂无法承担的，无论是留住工人还是改进机器设备，都要做好不赚钱甚至倒贴钱的准备。
谈及未来机器是否会全面取代人工，罗萌觉得，机器换人实现规模效应的前提是订单数量够多。订单少、版次多的情况下，反而不如人工灵活性更好，成本更低。在罗萌看来，小型制衣厂的接连倒闭并不会对大厂产生太大影响。慢慢的变多的大工厂更愿意去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设厂，寻求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它们有足够的资本和实力更新设备，减少对人工的依赖，除此之外，政府在政策方面也会给予一定的支持。
制衣业的生产方式将迎来转型升级，但对于很多像罗萌经营的小型制衣厂，前景并不光明，罗萌认为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全面洗牌的时刻。
面对小制衣厂惨淡的前景，罗萌表示“干够了”：“现在就是小厂的更新换代，撑不下去的早晚被淘汰，我早就有转行的想法了。”
今年年初，罗萌计划着和朋友一起投资开一家儿童辅导机构，但未料7月“双减”政策发布，许多培训机构从业者纷纷失业，罗萌的计划折戟。今后到底要干什么呢？至少她现在还没想好。
（本文系经观大学生训练营-未来创新计划暨第二届融媒体作品大赛二等奖作品）
